一、人生痛苦本质的描绘

 

    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一文中，王国维指出：“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、生活、苦痛的统一体。”首先，有欲望就是痛苦。人类的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，人类始终难以逃脱那种不满足的状态，而不滿足则正是痛苦产生的原因，欲望的这种性质导致了人类始终处于痛苦当中。第二，即便是现有欲望都得以满足之后，人类则会陷入更深刻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。王国维假设了一切人类欲望都能被满足的状态，并论证了在这一状态下人类依然是痛苦的;“即使吾人之欲悉偿，而更无所欲之对象，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”，在人的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，就会对人世间的所有一切生出厌烦的感觉;人类此时缺少的是一种理想，缺少的是生活目标，没有目标的生活也依然是痛苦的，这种痛苦属于消极的痛苦，而且这种痛苦远远比有所欲求的痛苦更为深刻。第三，追求快乐的过程本身也会导致痛苦。在前面两点的基础上，王国维将人生过程归结为摇摆于痛苦和厌倦之间：“夫人生者，如钟表之摆，实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也。”厌倦也是一种痛苦，也就是说，人们不能选择痛苦与否，而只能选择哪一种痛苦，选项只有两个，其一是一般的痛苦，其二是作为更深层次的被称为厌倦的痛苦。人类通过牺牲快乐所得的快乐，实际上并未增加人们的快乐。这一过程本身只是增加了人类的痛苦，即便使人暂时得到了快乐，但是在此之前和之后，都会觉得更加痛苦。

 

    在王国维看来，人生难免是悲剧，无论是圣贤还是普罗众生，概莫能外。如何能够化解悲剧使人们得以解脱，这就成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难题。在此，王国维提出了自己理想的解决办法，这就是出世。《红楼梦》这部作品，就刚好揭示了这一原理。但是出世绝不等同于自杀，相反，自杀绝不是一种自我解脱。出世作为解脱之道，只是通过摒除欲望来得到救赎。“而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，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。而解脱之道，存于出世，而不存于自杀。出世者，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。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，而求入于无生之域。当其终也，垣干虽存，固已形如槁木，而心如死灰矣。若生活之欲如故，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，而求主张之于异日，则死于此者，固不得不复生于彼，而苦海之流，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。”可以说，王国维肯定的是宝玉的解脱方式，推崇的是审美的解脱。

 

    二、无用之用的审美观

 

    在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第一章论述艺术概观时，作者明确指出：“艺术之美全在于它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，而忘物我之关系。”美的接受者面对艺术之美，要保持审美距离，持纯粹的审美观，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，而不应从世俗功利的动机出发。因此，他主张：“观物无方，因人而变”、“欲者不观，观者不欲”的态度观赏艺术美。又在第四章论及伦理价值，由审美的无功利潜在地转化为一种功利性。这与王国维主张的“无用之用”审美观相契合。王国维以伦理学价值为美学价值的重要支撑，以世俗之人伦忠孝为普通之道德，并视为人生之绝对道德。从普通道德来看宝玉出家，拒绝生产，实属不忠不孝，而王国维认为：“夫人之有生，既为鼻祖之误谬矣，则夫吾人之同胞，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，苟有一入焉未入解脱之域，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，而一时之误谬反覆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……知祖父之误谬，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，顾得谓之不孝哉？”若从智慧的角度看，却是对父祖辈未竟之事业—为始祖赎罪的一个完成。这是与世俗之孝不同的一种“孝”，属于“非常之道德”。

 

    三、彻头彻尾的悲剧

 

    王国维以其新的“悲剧观”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反思，发出了“彻头彻尾之悲剧”的呼声。针对中国自古以来“大团圆”结局的悲剧传统，作者指出其狭隘性，并给予批判：“吾国人之精神，世间的也，乐天的也，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，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。始于悲者终于欢，始于离者终于合，始于困者终于亨，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。”深刻揭露了传统审美心理缺乏正视现实的软弱性。王国维认为：“吾国之文学中，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《桃花扇》与《红楼梦》耳。《桃花扇》与其他的传奇故事相较，亦具有较为明显的悲情气质，但在悲剧意蕴的揭示上却远不如《红楼梦》格局更大、寓意更深远。虽同属“厌世解脱”之范畴，二者却也有层级之分。在创作题材上，偏向写社会动荡引致悲剧的《桃花扇》与只关注人生人性引致悲剧的《红楼梦》不可同日而语。《桃花扇》中之解脱尚需仰赖他人点化，而《红楼梦》中之解脱却完全自动自发。应该说，正是人生和人性的悲剧的彻底性使得《红楼梦》中人在历尽家族兴衰荣辱之后大彻大悟，看透一切，放下一切，超然世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红楼梦》方为“悲剧中之悲剧”，也成为王国维心目中完美的具有明显的壮美之感的真悲剧，乃“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，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”。在更深的层面上，“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，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，但由普通之人物，普通之境遇，逼之不得不如是，彼等明知其害，交施之而交受之，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”。《红楼梦》之中因普通人物普通境遇而导致的人物悲剧比比皆是，宝玉、黛玉周围一干人等，并没有真正罪无可恕的大恶人，无论贾母、贾政还是熙凤，他们的用意均出自其自以为是的“善念”，他们为宝黛勾勒的人生轨迹虽违背当事人意愿，但确旨在为宝黛及家族筹划最合理的路径，是长辈的所谓良苦用心。只是合理未必合情，恰是这“善念”造成了宝玉、黛玉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，所以这种“善良人”带给“善良人”的悲剧才是“最悲剧”。纵览整部《红楼梦》，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并不多见，却终使许多善良生命无故受难，这林林总总的悲剧多为“人生的悲剧”。基于上述观点，作者一方面得出《红楼梦》可谓悲剧中之悲剧;一方面也没有对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贾母、熙凤一行人进行指责，反而认为他们是按照通常之道德、人情、境遇来为人处世。王国维此说体现出一种理性思考的缜密。

 

    四、结语

 

    王国维的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很好地诠释了其悲剧美学思想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，王国维的再创造不仅体现在他对叔本华的师承中，更体现在他对叔本华的扬弃中。没有扬弃，便没有创造。他的悲剧理论虽有其消极的一面，但他改变了中国传统悲剧的发展模式，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悲剧这一美学范畴，对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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